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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那些事儿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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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强大,无比强大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九月初六,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,定年号为天启。

一个复杂无比,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。

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,自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八月二十二日起,在短短十五天之内,他无数次绝望,又无数次奋起,召见、红丸、闯宫、抢人、拉拢、死磕,什么恶人、坏人都遇上了,什么阴招、狠招都用上了。

最终,他成功了。

据史料记载,在短短十余天里,他的头发已变成一片花白。

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,看着这个为他的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,他知道,自己应该回报。

几日后,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,一年后,任太常少卿,同年,升任都察院佥都御史,后任左副都御史。短短一年内,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,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。

当然,得到回报的,不仅是他。

东林党人赵南星,退休二十多年后,再度复出,任吏部尚书。

东林党人高攀龙,任光禄丞。后升任光禄少卿。

东林党人邹元标,任大理寺卿,后任刑部右侍郎,都察院左都御史。

东林党人孙慎行,升任礼部尚书。

东林党人左光斗,升任大理寺少卿,一年后,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。

以下还有若干官,若干人,篇幅过长,特此省略。

小时候,老师告诉我,个人是渺小的,集体才是伟大的,现在,我相信了。

当皇帝的当皇帝,升官的升官,滚蛋的滚蛋,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,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。

明光宗朱常洛,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(短命)的皇帝,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——苦大仇深。

出生就不受人待见,母亲被冷遇,长大了,书读不上,太子立不了,基本算三不管,吃穿住行级别很低,低到连刺杀他的人,都只是个普通农民,拿着根木棍,就敢往宫里闯。

好不容易熬到登基,还要被老婆胁迫,忍了几十年,放纵了一回,身体搞垮了,看医生,遇见了蒙古大夫,想治病,就去吃仙丹,结果真成仙了。

更搞笑的是,许多历史书籍到他这里,大都只讲三大案,郑贵妃、李选侍,基本上没他什么事,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
在他死后,为了他的年号问题,大臣们展开了争论,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,万历死了,八月,他就死了。而他的年号泰昌,没来得及用。

问题来了,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(1620)当作泰昌元年,那是不行的,因为直到七月,他爹都还活着。

如果把第二年(1621)当作泰昌元年,那也是不行的,因为他去年八月,就已经死了。

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问题终究被解决了,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,一个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:

万历四十八年(1620)一月到七月,为万历四十八年。八月,为泰昌元年。明年(1621),为天启元年。

这就是说,在这一年里,前七个月是他爹的,第二年是他儿子的,而他的年份,只有一个月。

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
他很可怜,几十年来畏畏缩缩,活着没有待遇,死了没有年号,事实上,他人才刚死,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你死我活,抢儿子抢地方,忙得不亦乐乎。

原因很简单,他只当了一个月皇帝。

有人曾对我说,原来,历史很有趣。但我对他说,其实,历史很无趣。

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历史没有正恶,只有成败。

左都御史、左副都御史、吏部尚书、刑部侍郎、大理寺丞等等等等,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。

它很强大,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对于这一现象,史称“众正盈朝”。

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,从此,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,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、无私的阶段,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,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。

对于这种说法,用两个字来评价,就是胡说。

用四个字来评价,就是胡说八道。

之前我曾经说过,东林党不是善男信女,现在,我再说一遍。

掌权之后,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,就是追查红丸案。

追查,是应该的,毕竟皇帝死得蹊跷,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,但两位蒙古大夫,一个下了泻药,让他拉了几十次,另一个送仙丹,让他飞了天,无论如何,也应该追究责任。

退一万步讲,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,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,郑贵妃、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,名声坏,又歇了菜,要打要杀,基本都没个跑。

可是现成的偏不找,找来找去,找了个老头——方从哲。

天启元年(1621),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,攻击方从哲。大致意思是说,方从哲和郑贵妃有勾结,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,出事后,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,没有干掉,罪大恶极,应予严肃处理。

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,之前说过,李可灼最初献药,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,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,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,鬼才知道,稀里糊涂把人干掉,也不好。

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方从哲都没错,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,方老头识时务,也不打算呆了,准备回家养老去了。

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,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:

“从哲(方从哲)纵无弑之心,却有弑之罪,纵辞弑之名,难免弑之实。”

这意思是,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,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,即使你退休走人,也躲不过去这事。

强词夺理还不算,还要赶尽杀绝:

“陛下宜急讨此贼,雪不共之仇!”

所谓此贼,不是李可灼,而是内阁首辅,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。

很明显,他很激动。

孙部长激动之后,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,跟着上书过了把瘾,不搞定方从哲,誓不罢休。

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。

七十多岁的老头,都快走人了,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?

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郑贵妃不重要,李选侍不重要,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。之所以选中方从哲,把整人进行到底,真正的原因在于,他是浙党。

只要打倒了方从哲,借追查案件,就能解决一大批人,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。

他们的目的达到了,不久之后,崔文升被发配南京,李可灼被判流放,而方从哲,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。

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,东林党大获全胜。

局势越来越有利,天启元年(1621)十月,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。

这个人就是叶向高。

东林党之中,最勇猛的,是杨涟,最聪明的,就是这位仁兄了。而他担任的职务,是内阁首辅。

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,他的到来,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。

内忧已除,现在,必须解决外患。

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庆祝,就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——沈阳失陷。

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,才失陷的。

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,努尔哈赤十分消停,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,做事很细,防守滴水不漏,在他的管理下,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,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,大事一件没干成。

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,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:熊蛮子。

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,不但对敌人蛮,对自己人也蛮。

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,彪悍异常,且一向不肯吃亏,擅长骂人,骂完努尔哈赤,还不过瘾,一来二去,连兵部领导、朝廷言官也骂了。

这就不太好了,毕竟他还归兵部管,言官更不用说,平时只有骂人,没有被人骂,索性敞开了对骂,闹到最后,熊大人只好走人。

接替熊廷弼的,是袁应泰。

在历史中,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,为官廉洁,为人清正,为政精明,只有一个缺点,不会打仗。

这就没戏了。

他到任后,觉得熊廷弼很严厉,很不近人情,城外有那么多饥民(主要是蒙古人),为什么不放进来呢?就算不能打仗,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。

于是他打开城门,放人入城,亲自招降。

一个月后,努尔哈赤率兵进攻,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,关键时刻,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,攻击守军,里应外合之下,沈阳陷落。贺世贤战死,七万守军全军覆没。

这一天,是天启元年(1621)三月十二日。

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,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。

攻陷沈阳后,后金军队立刻整队,赶往下一个目标——辽阳。

当年,辽阳的地位,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沈阳,是辽东地区的经济、文化、军事中心,也是辽东的首府。此地历经整修,壕沟围绕,防守严密,还有许多火炮,堪称辽东第一坚城。

守了三天。

战斗经过比较简单,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,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,退回坚守,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,大乱,后金军乘虚而入,辽阳陷落。

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,他非常镇定,从容穿好官服,佩带着宝剑,面向南方,自缢而死。

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,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。

辽阳的丢失,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,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,标志着从此,他们想去哪里,就去哪里,想抢哪里,就抢哪里。

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,所以,不能用的人,也不能不用了。

天启元年(1621)七月,熊廷弼前往辽东。

在辽东,他遇见了王化贞。

他不喜欢这个人,从第一次见面开始。因为他发现,这人不买他的帐。

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,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。从级别上看,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。

〖角色并不重要,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。

——小品演员陈佩斯〗

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,因为他有后台,所以他不愿意听话。

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,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概如此: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,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。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,东林党是多么地明智,阉党是多么地愚蠢。

胡扯。

不是胡扯,就是装糊涂。

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,熊廷弼是湖广人,他是楚党的成员,而在大多数时间里,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。

至于王化贞,你说他跟阉党有关,倒也没错,可是他还有个老师,叫做叶向高。

天启元年的时候,阉党都靠边站,李进忠还在装孙子,连名字都没改,要靠这帮人,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。

他之所以敢嚣张,敢不听话,只是因为他的老师,是朝廷首辅,朝中的第一号人物。

熊廷弼是对的,所以他是东林党,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,王化贞是错的,所以他是阉党,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。大致如此。

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,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,也并不反对,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,我只是认为,做人,还是要厚道。

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,很正常,因为他的兵,比熊廷弼的多。

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,大约有十五万,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。而熊廷弼属下,只有五千人。

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,压根就不听指挥,说一句顶一句,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。

但事实上,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。

王化贞,山东诸城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(主事),后来不知怎么回事,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(今辽宁北宁)。

此人极具才能,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,到他的地头,都不敢乱来。后来辽阳、沈阳失陷,人心一片慌乱,大家都往关内跑,他偏不跑。

辽阳城里几万守军,城都丢了,广宁城内,只有几千人,还是个破城,他偏要守。

他非但不跑,还招集逃兵,整顿训练,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,此外,他多方联络,稳定人心,坚守孤城,稳定了局势。所谓“提弱卒,守孤城,气不慑,时望赫然”,天下闻名,那也真是相当的牛。

熊廷弼也是牛人,但对于这位同族,他却十分不感冒,不仅因为牛人相轻,更重要的是,此牛非彼牛也。

很快,熊大人就发现,这位王巡抚跟自己,压根不是一个思路。

按他自己想法,应该修筑堡垒,严防死守,同时调集援兵,长期驻守。

可是王化贞却认定,应该主动进攻,去消灭努尔哈赤,他还说,只要有六万精兵,他就可以一举荡平。

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,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。

最后王化贞闭口了,他停止了争论,因为争论没有意义。

兵权在我手上,我想干嘛就干嘛,和你讨论,是给你个面子,你还当真了?

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,准备粮草,操练士兵,寻找内应,调集外援,忙得不亦乐乎。

忙活到一半,努尔哈赤来了。

天启二年(1622)正月十八日,努尔哈赤亲率大军,进攻广宁。

之前半年,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,所以他不来。后来他听说,熊廷弼压根没有实权,所以他来了。

实践证明,王巡抚胆子很大,脑子却很小,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,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型,先在三岔河布阵,作为第一道防线,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,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。

就兵力而言,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,可大敌当前,他似乎不打算“一举荡平”,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,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,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。

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,这个阵型的唯一好处,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,拼完,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。

事实确实如此,正月二十日,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,当天即破。

第二天,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,发动猛烈攻击,但这一次,他没有如愿。

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,是个比较一贯的人,努尔哈赤进攻,打回去,汉奸李永芳劝降,骂回去,整整一天,后金军队毫无进展。

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,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、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,分率三路大军,增援西平堡。

努尔哈赤最擅长的,就是围点打援。所以明军的救援,早在他意料之中。

但在他意料之外的,是明军的战斗力。

总兵刘渠、祁秉忠率军出战,两位司令十分勇猛,亲自上阵,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连连败退,于是,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。

按照原先的想法,孙得功上来,是为了加强力量,可没想到的是,这位兄弟刚上阵,却当即溃败,惊慌之余,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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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兵败了!兵败了!”

您都兵败了,那还打什么?

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,明军大败,刘渠阵亡,祁秉忠负伤而死,孙得功逃走,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。

现在,在努尔哈赤面前的,是无助、毫无遮挡的西平堡。

罗一贯很清楚,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,不会再有援兵,不会再有希望,对于胜利,他已无能为力。

但他仍然决定坚守,因为他认为,自己有这个责任。

正月二十二日,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,发动总攻。

罗一贯率三千守军,拼死守城抵抗。

双方激战一天,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,发起了无数次进攻,却无数次败退,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。

明军凭借城堡大量杀伤敌军,后金损失惨重,毫无进展,只得围住城池,停止进攻。

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,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,没有了呐喊,没有了杀声。

因为城内的士兵,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,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。

在这最后的时刻,罗一贯站在城头,向着京城的方向,行叩拜礼,说出了他的遗言:

“臣力竭矣!”

然后,他自刎而死。

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,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,据史料记载,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,有近七千名后金军。

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,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。

得知西平堡失陷后,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,并对逃回来的孙得功既往不咎,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,击退后金军队。

然后,他就去睡觉了。

王化贞不是个怕事的人,当年辽阳失守,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,现在手上有几万人,自然敢睡觉。

但还没等他睡着,就听见了随从的大叫:

“快跑!”

王化贞跑出卧房。

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丢弃行李兵器,夺路而逃,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,已是一片混乱,彻底的混乱。

而此时的城外,并没有努尔哈赤,也没有后金军,一个都没有。

这莫名其妙的一切,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。

王化贞不是白痴,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,在那次谈话中,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,说六万人一举荡平,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。

这个弱点,叫做李永芳。

李永芳是明朝叛将,算这一带的地头蛇,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,毕竟还是同胞兄弟,所以在王化贞看来,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。

于是,他派出了心腹孙得功,前往敌营,劝降李永芳。

几天后,孙得功回报,李永芳深明大义,表示愿意归顺,在进攻时作为内应。

王化贞十分高兴。

两个月后,孙得功西平堡战败,惊慌之下,大喊“兵败”,导致兵败。

是的,你的猜测很正确,孙得功是故意的,他是个叛徒。

孙得功去劝降李永芳,却被李永芳劝降,原因很简单,不是什么忠诚、爱国、民族、大同之类的话,只是他出价更高。

为了招降李永芳,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,一个驸马(额驸)的头衔,还有无数金银财宝,很明显,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。

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,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。

孙得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,但这还不够,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,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——广宁城。

因为自信的王化贞,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。

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,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,派人去找马,准备逃走,可是没想到,孙心腹实在太抠门,连马都弄走了,搞得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,最后,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。

还好,那天晚上,孙心腹忙着带领叛军捣乱,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,否则以他的觉悟,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,也是不奇怪的。

第二天,失意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,遇到了一个让他更为失意的人。

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,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,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。

当王巡抚痛哭流涕,反复检讨错误时,他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:

“六万大军一举荡平?现在如何?”

王化贞倒还算认账,关键时刻,也不跟熊廷弼吵,只是提出,现在应派兵,坚守下一道防线——宁远。

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,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,还没完了:

“现在这个时候,谁肯帮你守城?晚了!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,就足够了!”

这句话的潜台词是,当初不听我的,现在我也不听你的。

事情到这份上,就没什么可说的了,作为丧家犬,王化贞没有发言权。

于是,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,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。

从王化贞到熊廷弼,从掌控到轨道,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。

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,也有一个共同点:都是错误的。

虽然敌情十分紧急,城池空虚,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,若坚定守住,估计也没什么问题。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,不由分说,宁远也不守了,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(山海关)内,放弃了所有据点。

熊大人没有意识到,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、无数汉奸、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,因为事实上,他已放弃整个辽东。

自明朝开国以来,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,就这么丢了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熊廷弼都没有理由、没有借口、没有道理这样做。

但是他做了。

我认为,他是为了一口气。

当初不听我的话,现在看你怎么办?

就是这口气,最后要了他的命。

率领几十万军民,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,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,是相当一视同仁的——撤职查办。

无论谁对谁错,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,还有脸回来?这个黑锅你们不背,谁背?

当然,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,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,得罪人多,三年后(天启五年)就被干掉了。

相对而言,王大人由于关系硬,人缘好,又多活了七年,崇祯五年才正式注销户口。

对于此事,许多史书都说,王化贞死得该,熊廷弼死得冤。

前者我同意,后者,我保留意见。

事实上,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,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,他没有想到,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,而且以他的兵力,并不足以占据辽东。

然而当他到达广宁,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,才发现,整个辽东,已经没有敌人。

因为慷慨的熊蛮子,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。

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,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,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——山海关。

可是走到半路,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。

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,不是辽东,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。

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,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,房子烧掉,水井埋掉,百姓撤走,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,万里无人烟。

要这么玩,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,他辛苦奔波,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,您把东西都搬走了,我还去干嘛?

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,几百里路空无一人,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,别说抢劫,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。

于是,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,努尔哈赤决定: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,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,都不要了,撤退。

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,踏上了归途,但他不会想到,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

因为四年之后,他将再次回到这里,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,失去所有的一切。

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,叫做宁远。

【堪与匹敌者,此人也】

自万历四十六年,努尔哈赤起兵以来,短短三年时间,抚顺、铁岭、开原、辽阳、沈阳,直至整个辽东,全部陷落。

从杨镐、刘綎到袁应泰、王化贞、熊廷弼,不能打的完了,能打的也完了,熊人死了,牛人也死了。

辽东的局势,说差,那是不恰当的,应该说,是差得不能再差,差到官位摆在眼前,都没人要。

比如总兵,是明军的高级将领,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,用今天话说,是军区司令员。要想混到这个职务,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。

一般说来,这个职务相当安全,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,指手划脚而已。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,辽东打仗,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,竟然全部阵亡,无一幸免。

总兵越来越少,而且还在不断减少,因为没人干,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,宁可回家种田,也不干这份工作。

但公认最差的职业,还不是总兵,是辽东经略。

总兵可以有几十个,辽东经略只有一个。总兵可以不干,辽东经略不能不干。

可是连傻子都知道,辽东都没了,人都撤回山海关了,没兵没地没百姓,还经略个啥?

大家不是傻子,大家都不去。

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,是兵部尚书张鹤鸣,天启为了给他鼓劲,先升他为太子太保(从一品),又给他尚方宝剑,还亲自送行。

张尚书没说的,屁股一拍,走了。

走是走了,只是走得有点慢,从京城到山海关,他走了十七天。

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,坐车三个钟头。

张大人虽说没车,马总是有的,就两百多公里,爬也爬过去了。

这还不算,去了没多久,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,主动辞职回家了。

没种就没种,装什么蒜?

相比而言,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。

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,连上三道公文,明白跟皇帝讲:我不去。

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,也还有点脾气,马上下达谕令:不去,就滚(革职为民,永不叙用)。

不想去也好,不愿去也好,替死鬼总得有人当,于是,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。

王在晋,字明初,江苏太仓人。万历二十年进士。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,之所以让他去,是因为他不能不去。

张尚书跑路的时候,他是兵部副部长,代理部长(署部事),换句话说,轮也轮到他了。

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:什么废物、愚蠢,不一而同。

对此,我都同意,但我认为,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。

明知是黑锅,依然无怨无悔、义无反顾地去背,难道不勇敢吗?

而他之所以失败,实在不是态度问题,而是能力问题。

因为他面对的敌人,是努尔哈赤。

努尔哈赤,明朝最可怕的敌人,战场应变极快,骑兵战术使用精湛,他的军事能力,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。

毫无疑问,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、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,之一。

他或许很好,很强大,却绝非没有对手。

事实上,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,就在他的眼前——不只一个。

王在晋到达辽东后,非常努力,非常勤奋,他日夜不停地勘查地形,考量兵力部署,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专研,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。

具体方案是这样的,王在晋认为,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,为了保证防御纵深,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,用来保卫山海关,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。

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,他不但选好了位置,还拟好了预算,兵力等等,然后一并上交皇帝。

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,立即批复同意,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。

应该说,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,态度是值得尊重的,创意是值得鼓励的,而全盘的计划,是值得唾弃的。

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,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,京城就将毫无防卫,唾手可得,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,很结实,但毕竟是砖墙,不是高压电网,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,拼死往城墙上堆人,就是用嘴啃,估计也啃穿了。

在这一点上,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。

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,除此之外,都是胡闹。

哪里胡闹,我就不说了,等一会有人说。

总之,如按此方案执行,山海关破矣,京城丢矣,大明亡矣。

对于这一结果,王在晋不知道,天启自然也不知道,而更多的人,是知道了也不说。

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,一封群众来信,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。

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,并通过朝廷渠道,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,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: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。

这下叶大人头疼了,他干政治是老手,干军事却是菜鸟,想来想去,这个主意拿不了,于是他跑去找皇帝。

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,基本都是抓瞎,他也吃不准,于是,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。

天惊地动,力挽狂澜,由此开始。

〖“夫攻不足者守有余,度彼之才,恢复固未易言,令专任之,犹足以慎固封守。”〗

这句话,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。

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:以此人的才能,恢复失去的江山,未必容易,但如果信任他,将权力交给他,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,是可以的。

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。

因为这句话,出自于《明史》。说这句话的人,是清代的史官。

综合以上几点,我们可以认定,在清代,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。

因为它的隐含意思是:

如果此人一直在任,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。

在清朝统治下,捧着清朝饭碗,说这样的话,是要掉脑袋的。

可是他们说了,他们不但说了,还写了下来,并且流传千古,却没有一个人,因此受到任何惩罚。

因为他们所说的,是铁一般的事实,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。

与此同时,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,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。

在长达二百二十卷、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,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,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。

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,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。

这个人不是徐达,徐达的传记里,有常遇春。

不是刘伯温,刘伯温的传记里,有宋濂、叶琛、章溢。

不是王守仁,王守仁的传记里,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。

也不是张居正,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、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。

当然,更不是袁崇焕,袁将军住得相当挤,他的传记里,还有十个人。

这个人是孙承宗。

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,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,京城的保卫者,皇帝的老师,忠贞的爱国者。

举世无双,独一无二。

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,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,一个讨生活的教师,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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